6月9日，华东政法大学揭牌。我国终究一所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从此消失。至此，北京、西南、中南、西北、华东——1949后创建的五所政法学院(以下简称“五院”)悉数提升大学之列。

　　它们曾与北大、人大、吉大、武律系并称我国法学的“五院四系”，好久内代表我国法学教育较高水平。上世纪50年代，

　　1983年，北京政法学院首先升格为大学。1995年，西南政法学院脱掉“学院”帽子。四年后，大学兼并风起，一度风传西南政法大学与重庆大学兼并，“当我听到这一条音讯时，心中十分对立。”西南政法78级学生、闻名学者说，一方面他期望母校借兼并之机获取其他学科的滋补，另一方面，他也期望，“西南政法大学这个牌子永久立于六合之间”。

　　西政的牌子终究没动。这一年，中南政法学院与中南财经学院兼并。兼并后建立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以综合性文科院校的面貌，很快成为教育部“211工程”重点建造的大学。西北、华东虽没走上兼并之路，也向多学科大学进发。

　　比较“五院”，“四系”消失得更早。上世纪末，综合性大学的法令系、政法系，大都改成了法学院。

　　“五院四系”不见了，开设法学专业的高级院校却随处可见。到上一年4月，全国有法学专业的高校达620所，在校生30万人。1977年康复法学教育时，全国只要三所大学有法令系，仅招200多人。

　　1977年，同意西南政法学院复建时，北京政法学院一半校舍被北京市文化局体系的戏校、曲艺团、歌舞团占用，华东政法学院被八个单位“侵略”，有人称之为“八国联军”。“教师星散，图书尽失，百废待兴”——司法部司法鉴定司司长霍宪丹对此深有感触。

　　刚康复正常事务的法院、复办伊始的检察机关、近乎自食其力的律师业面对着巨大的人员缺口，没有法令教育布景的各行各业人士进入法令作业。

　　“经济发达国家的领导人傍边，许多是学过法令的。建造一个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没有大批法令院校怎样行呢？”说。在对“文革”一系列的反思中，法学人才教育练习进入高层视界。其时最急迫的是在职人员的练习。直到1995年，法官法、检察官法公布，规则了法官、检察官任职前的最低学历，立法才第一次从法令作业准入上对法令教育提出了要求。

　　高级法令院校的复建也在进行。那时的人学法令，八成冲着铁饭碗，“期望结业后能像差人那样作业”。1982年从吉林大学法令系结业的高鸿钧(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便是这么想。其时，已有外国律师收支北京饭馆，在我国从事零散法令服务。

　　十年后，我国敞开外国律师在华执业。1999年李成参与高考，爱好文学的他在父亲的勒令下，弃中文投法学。后来他考上了北京一所理工科院校的法令系：“周围的人一听上了法学，都说：“‘法令，好啊！律师，有钱！’”

　　如果说加强民主和健全法制的政治诉求推动了1980年代法学教育的初涨，那么1990年代猛进的动力则源于市场化革新方向的建立。

　　“我国的法学不单纯附归于政治学，还从归于实际政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晨光说。99级恰逢扩招第一年，“比98级多了一倍的人。一些常常逃课的同学四年下来认不全教师。”

　　政法院校在活跃追求出路。上一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令本科生招生规划从1700人缩减到800人。校长吴汉东给出的原因之一是，600多所院校开设了法学专业，现已相对饱和了。吴汉东的另一个身份是教育部法学教育辅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学法之人如过江之鲫，法令文凭贱如粪土。”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看来，现在法令教育的开展有民国初年的姿势。其时新政伊始?熏法政教育一度急剧胀大，为教育界人士重视。百年后的今日，“政法”替代“法政”，学法再现热潮。

　　虽然教育部法学辅导委员会对开设法学专业有准入要求，比方，有必要开办14门中心课程才能够开法学系，“有些负责任、理性一点的校园，考虑到本身实力就不办了；可是有些不具备条件的校园却变着把戏办。比方，让一个教师上两门乃至三门课程。”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刘恒说。在较早时分，还有院校让自然辩证法博士教法令课。

　　外延式扩张的背面，还藏着更大的风险：法令教育与法令作业的脱离。自“文革”后开端的我国法学教育，只是停留在教授法令知识，法学思想、司法技艺、作业道德的练习和教育基本上没有。有学者觉得，一个没有学过法令的人从事法令作业，比一个没有学过医的人上手术台给患者开刀愈加风险。

　　在不少法令实务界人士眼里，真实有法令素质、契合法令作业要求的法科结业生并不多。

　　从某种程度上讲，法令人才过剩和人才奇缺并存。尚公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庆的批判最为尖利。在他看来，现在的法科结业生多是次品，我国法学教育形式急需凭借民间本钱和市场化力气，完结根本性的革新。

　　两个月前，台湾名企光华集团捐资一亿人民币创建的“光华法学院”在浙江大学建立。同是光华集团兴办的北京大学光华办理学院已是国内同类专业的俊彦，“光华法学院”的创建让许多圈内人抱有等待。学院建立仪式上，闻名法学专家江平宣布贺词，期望光华成为探究我国法学教育新体制的前锋。该院常务副院长孙笑侠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光华正在建国内最好的法学图书馆，并且在校园和学院原有经费的基础上，每年净添加200万元作为学生经费。

　　1949年后法令教育演进过程中，公立法科一向居于主导位置，民间本钱进入法学教育极端稀有。但在民国时期，私立法学教育学习办理机关遍地开花。

　　朱苏力曾猜测，10至20年后，法令作业人士的捐助有或许成为法学院的最重要的财务财物金额来历之一。当国家在法学教育上逐渐退出，法学院逐渐转向作业教育，法学院之间的竞赛将渐趋剧烈，法学院数量和招生过多的问题很或许因而化解。

　　本报记者得悉，欧盟与我国合作项目之一的中欧法令学院也正处于商谈阶段，包含我国人民大学在内的多个国内闻名院校都在竞赛中方合作者。我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利明文房四宝本报记者，下半年或许将有成果。

　　“我国的法学院有必要阅历一场结构性调整，构成不同的层次。”王晨光说，层次不同并不代表位置凹凸，现有的法令院系的确到了清晰各自定位的时分。

　　法学教育办理方也认识到了问题。教育部高级校园法学学科教育辅导委员会声誉主任、我国法学会副会长兼法学教育研究会会长曾宪义教授坦言，现在法学教育面对的主体问题是怎样样进步法学教育质量。据吴汉东泄漏，教育部法学辅导委员会正托付吉林大学起草优异法学院评判的量化规范。

　　“政治体制革新其间一个重要的使命便是依法治国，建造法治国家，现在咱们法令方面的人才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本年五四青年节，国务院总理在我国人民大学说。在走向法治的长途中，我国对法令人才的需求仍然微弱。